2019年6月26日，廣州暨南大學石牌校區，排隊等候頒發學位證的博士畢業生。來源：視覺中國(17.120, 0.32, 1.90%)

文 | 馬亮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近日，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的26歲女博士李晟曼獲聘湖南大學副教授，“90后”、女博士、國內畢業、副教授直聘、985高校——這些組合在一起的標簽一經曝光，就引發了媒體和網友的強烈關注。但是，這種“圍觀”本身及其背后，卻有值得深思的問題。

首先，李晟曼引發了人們對“90后”學者群體的興趣，很多人認為他們年紀太輕難當重任。但實際上，“90后”已經不再年輕了，1990年出生的人到今年已經30歲了，如果通過直博或碩博連讀等“直通車”獲得博士學位，在30歲前獲評副教授乃至教授并非不可能。從目前公開報道來看，獲聘的“90后”副教授或教授都是當仁不讓的“實力派”，均有較強的科研能力和過硬的綜合素質，很多人在碩士和博士期間即取得了全國先進乃至全球領先的科研成果。憑借求學期間的優異科研成果，他們在博士畢業后即“贏在起跑線”，獲得破格晉升職稱的稀缺機會。湖南大學等高校嚴格按照人才引進程序為這些富有潛力的年輕人提供高起點的工作機會，恰恰反映了高校不唯年齡、不唯資歷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導向。

與此同時，“90后”等標簽帶有一定的負面色彩，甚至為“污名化”提供了口實。作為“互聯網原住民”， 新生代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并在世界觀、工作觀念、家庭理念等許多方面迥異于他們的前輩。也因此，他們往往被“60后”、“70后”等世代視為格格不入、很難相處和加以馴服的一代人。

不過，作為前輩的“60后“70”等要認識到他們真的長大了，不再是不靠譜或不成熟的代名詞，而是能夠獨當一面乃至擔當大任的新一代人才。對于“90后”學者群體，我們也要轉變觀念，認識到他們正在成為高校教學科研人員的新生力量乃至主力軍。特別是對于一些知識更新較快的學科，“90后”學者代表了學科發展前沿，是學科轉型升級的希望所在，理應得到更大的施展空間。

其次，對于海外高校畢業的“洋博士”直聘大學副教授乃至教授，人們早已習以為常。但是，對于國內大學畢業的“土博士”，人們卻認為他們還不夠格獲得這樣的優待。這種“內外有別”長期存在于中國高校，并反映在職稱評定、薪資待遇等許多方面。但是，國內大學畢業的博士并不輸于海外高校畢業的博士，我們不應按照畢業的高校是國內還是海外來遴選人才，而應真正以其潛力和實力來評價人才。這既是科研人才公平競爭的體現，也是真正踐行唯才是用的人才理念。

在改革開放初期，一大批“海歸”報效祖國，為中國科技創新做出了巨大貢獻。彼時中國高校培養的博士總體來說很難同“海歸”博士相提并論，對“海歸”博士進行傾斜和優待也有利于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中國。許多高校都對教學科研人員采取“雙軌制”，為“海歸”博士提供高薪和職稱評定的“快車道”，希望能夠延攬海外高校畢業的博士。

應該說，在過去高校辦學條件和資源有限的歷史背景下，“內外有別”和“雙軌制”發揮了巨大作用，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人才回國做貢獻。但是，隨著中國高校博士培養質量的逐步提升，國內外高校畢業的博士之間的差距在日益縮小。特別是在國內“雙一流”大學某些學科領域畢業的優秀博士，往往既有扎實的科研訓練，又有一到兩年的海外留學經歷，已經看齊乃至超越部分海外博士。

與此同時，隨著海外留學的商業化和大眾化，海外博士的含金量也在每況愈下。一些無法在海外高校取得教職或晉升職稱的“洋博士”，不得不轉而回國謀求發展，并面臨“水土不服”等職業發展挑戰。這使“海歸”的“名頭”和其實際表現之間出現較大的差距，并同李晟曼等一些優秀“土博士”的亮眼表現形成鮮明對比。

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按照過去“海歸”優先的“另眼相看”方式吸引人才，會不利于人才公平競爭。為此一些高校已經變“雙軌制”為“單軌制”，開放過去由“海歸”壟斷的“非升即走”軌道，通過公開“打擂”的方式競選人才，真正不論出身地使“能者上，劣者下”。這使李晟曼等國內高校畢業的博士可以同“海歸”博士同臺競爭和一較高低，并通過過硬的實力而贏得職稱晉升和人才頭銜。

最后，對“90后”副教授的媒體熱議和網友追捧，恰恰說明這些青年學者群體還太少，需要進一步加大對優秀年輕學者的重視和擢升。從高校教師的年齡分布情況來看，大量“青椒”（即青年教師）需要通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晉升副教授乃至教授。“90后”副教授和教授還很少見，過分關注這些沒有總體代表性的“天才”學者，可能會導致社會對青年學者群體的偏見。

高校和科研機構有著較強的論資排輩傳統，往往認為人才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培養和評職稱。但是，對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很多學科領域，延續這種人才觀念不利于“不拘一格降人才”。很多學者一生中的最高學術成就是博士學位論文及其相關研究成果，在他們的學術黃金期加以肯定并委以重任，將極大地釋放他們的科研潛力。

即便是大器晚成和“越老越吃香”的哲學和人文學科，也不乏年輕有為的教授。比如，1844年出生的德國哲學家尼采，在24歲時就受聘瑞士巴塞爾大學副教授，一年后不到25歲就晉升為教授。無獨有偶，1980年出生的馬庫斯·加布里爾在25歲獲得博士學位，29歲就在波恩大學成為德國最年輕的哲學教授。

最近華為公司披露的“天才少年”計劃再次引發人們的普遍關注，因為名列其中的應屆畢業博士的年薪最高檔可達兩百萬元，最低檔也可達上百萬元。這些博士并非都是海外名校畢業，其中多位是從名不見經傳的國內高校“逆襲”而來。比如，在迄今獲得最高檔年薪的四位博士中，有三位是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的。

這些“天才少年”剛走出校門就一步登天地獲得天價年薪，顯然是因為企業看到了他們身上蘊含的無窮潛力和想象空間。同華為等企業對科研人才的渴求和禮聘相比，中國高校在大膽引才用才方面邁的步子還不夠大。即便是哈佛大學等海外著名高校，在大學競爭日趨白熱化的背景下，也在不斷刷新“最年輕教授”的記錄，火速提拔35歲以下乃至30歲以下的教授。打破唯出身論和論資排輩的人才觀念，真正以實力論英雄，并有意識地提拔一批嶄露頭角的優秀青年學者，方能進一步增強中國大學的世界競爭力。

李晟曼引發的關注也為高校反思和改善人才管理導向提供了契機。我們要認識到人才可以來自四面八方，人才可以年少有為和天賦異稟。高校在人才延聘方面要不戴有色眼鏡地唯才是用，而不是過分強調出身和年齡等無關因素。當“90后”副教授和教授不再是人們熱議和媒體追捧的對象時，我們會有一大批正當其年和年富力強的青年學者躋身教學科研中堅力量，并使更多的中國高校躋身世界一流大學。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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