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羅克關

近日有消息稱，隨著《國有金融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實施細則》在全國范圍內實施，部分國有金融機構今年的總薪酬水平面臨下調，預計有20%~30%的降幅。一時間輿論嘩然，贊同者認為上半年在疫情沖擊下，百業蕭條而銀行業盈利一枝獨秀，出于反哺實業的需要銀行應該降薪；反對者同樣立場鮮明，國有銀行的薪酬水平在市場上并不出挑，在高管已經限薪的情況下繼續削減總薪酬包，理由何在？

正在爭執不下，幾大行紛紛澄清，工、農、中、建等銀行均表示目前預算中沒有降薪的計劃。中信銀行(5.190, -0.06, -1.14%)也表態稱目前沒有統一降薪的安排。

薪酬問題，歷來是金融行業備受市場關注的焦點。但這一次，記者認為部分輿論對銀行“降薪”問題的理解，是有比較大偏差的。

首先，降薪傳聞的起點是財政部年初下發的《國有金融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實施細則》，記者查閱這份細則以及各地據此制定的地方性辦法卻發現，其核心均在于“機制”二字。而眾所周知，國內主要的商業銀行自啟動公司化改革后，特別是在登陸資本市場之后，這套“機制”早已運作得比較成熟了。因此，主要的商業銀行在薪酬確定上并不存在重新套用公式的問題，這也是幾家銀行對外回應的依據所在。

其次，部分媒體援引央行研究局課題組此前的判斷，即斷定今年主要商業銀行將出現利潤負增長，繼而倒推幾大國有銀行必定降薪，這個邏輯也是存在問題的。央行課題組的核心觀點并沒有錯，但這是對全行業的判斷，是宏觀層面而非微觀層面的判斷。而在銀行這樣一個講究規模效應的行業中，同樣的經濟形勢對不同銀行的影響是不盡相同的。今年的疫情確實始料未及，但目前來看其對銀行業的沖擊，還沒有超出監管此前在壓力測試中所給出的參數設定。

再次，假如有關文件的下發是出于執行金融讓利實體經濟精神的需要，那么削減薪酬是否有用呢？事實上二者沒有直接的關系。要實現金融讓利實體經濟這一目標，推動利率水平下行才是最有效的辦法。

除了微觀層面的合理性之外，金融行業的薪酬還有宏觀層面的考慮。幾年前實施的銀行高管限薪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吸收了華爾街大銀行在次貸危機中的教訓，即不能讓高管薪酬完全與公司的經營績效掛鉤，否則必將助長管理層的風險偏好。但坦率而言，高管限薪也只是我們抑制金融系統過度“膨脹”的辦法之一，資管新規等政策也在起到同樣的作用。在已經有相應制度安排的情況下，繼續對商業銀行的總薪酬包“開刀”，似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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