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艷明/文

最高法關于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消息發布后，在法律界和金融界掀起一陣討論熱潮。

有學者公開表示，24%的年利率明顯過高。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繆因知直言，“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出發點是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打擊高利貸行為，是值得肯定的，但司法意見也應該考慮經濟規律和市場影響”。“該不該對民間借貸利率進行管制；該不該設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該如何設定。”成為業內探討的焦點。

在分析人士看來，法律可以對民間借貸利率進行適當約束，但若打破金融市場規律，可能導致部分民間借貸資本因法律風險加大而退出，民間借貸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或者由于利率受到嚴格管制，部分利率更將以名目繁多的費用的形式出現，民間借貸市場更加不規范。

誰是民間借貸的主力軍

近年來，隨著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推進，有法律界人士認為24%的價格過高，呼吁降低民間借貸利率保護紅線。

目前民間借貸市場上，誰是24%以上利率的主要客群？有小額貸款公司的負責人表示，他們曾經對主要貸款客群進行統計，這部分客戶主要包括：普惠金融人群以及非理性借貸者。

其中，非理性借貸包括過度借貸、違規借款用途等。“非理性借貸是不合理的，可以從供給端抑制非理性借貸的方式，比如，盡量將全部從業機構一并納入數據監控體系，對消費金融、小微信貸機構建立行業專項監管規則，并且完善個人征信體系建設等方式。”有民間借貸機構人士表示。

但是，相比非理性借貸者，普惠金融人群的信貸需求有必要得到充分滿足。

企業為何不從銀行借錢，反而尋求利率更高的民間借貸？這與金融市場的供給有關，國內普惠金融市場，截止今年2月底，目前全國約有小微企業3000萬戶、個體工商戶8000萬戶，其中在銀行有貸款余額的約2111萬戶，銀行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貸款覆蓋率僅為20%左右。

通常來說，銀行服務的客戶都是最優質、信譽最好的小微客戶。其余80%的借貸需求誰來滿足？這部分“長尾客戶”的服務機構可能是非銀機構，及民間借貸。

民間借貸資金是不少小微客戶經營性貸款的來源，“小微企業板塊中，還可以細分出頭部、肩部、腰部和尾部，每個部位的特征形色各異。就像賣豬肉，一個部位一個價。普惠金融難就難在連續細分的市場，對于長期循‘二八定律’簡單粗放的信貸業務，確實是很大的挑戰。希冀用一刀切的利率管制來發展普惠金融，恐怕也只會事與愿違。”有長期研究普惠金融市場的專業人士表示。

對于上限的具體數值尚未最終確認。有專家認為，民間借貸的真正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間性，就是供需雙方的市場化連接，慢慢形成自律機制。以小微信貸市場活躍的溫州為例，溫州民間借貸利率水平整體上在10%-25%以內，在個別的時間里，短期借款利率會短暫突破25%。

“我們一直推動的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取消利率的上限、下限，讓市場自動發揮作用。從民間借貸角度看，金融監管部門沒有制定民間借貸利率的依據。”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文表示。

警惕行業擠出效應

民間借貸的利率為何比銀行等機構貴那么多？

這要從成本、風險等方面考慮，一般來說，放貸機構的信貸成本，包括了資金成本、風險成本、管理成本等不同的構成部分。除了最基本的資金成本差異，風險成本、管理成本在不同的信貸機構、以及不同的服務對象方面明顯不同。

有國內小額貸款機構負責人透露，目前其資金成本保持在4%-8%，風險損失大約在6%~10%之間，經營成本約10%，由此計算，定價在20%以上才能實現盈利。

在此情況下，如果降低司法保護紅線，放貸機構將面臨進一步的業務收縮和成本上升。按照這個邏輯，民間借貸機構嚴格合規經營，降低利率，那就可能無利可圖，因為他們的客戶的經營風險并沒有降低。規模就會進一步縮小。

這種情況下，有小貸機構分析稱，民間借貸機構的主要客群——普惠金融人群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補充融資渠道可能轉移到以下幾種可能：首先是銀行，但銀行短期內客群可能無法下沉；其次可能是非銀機構，因利率受限，轉而與銀行爭奪優質客戶；最后是直接融資市場，但直接融資市場短期內只能服務塔尖的小微客群。

有多少小微企業可以在資本市場上市或者在一級市場得到風投？這樣的后果可能是——下沉客群無法獲得服務，而頭部客群可能被過度供給。

從市場情況來看，相比融資貴，融資難才更是小微群體的生死線，小微客戶更容易因為融資難被“卡脖子”。比如疫情期間，數據顯示約60%小微企業的現金流僅能維持不超過3個月，有大量小微因融不到資倒閉，因小微平均生命周期少于3年，平均在第4.4年獲得貸款。

北大法學院教授彭冰也坦言，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線大幅下調后，借貸市場大規模連鎖反應或不可避免。一方面會引發市場擠出效應，對出借人而言收益率太低，大家都不做了，中小微企業和個人就會找不到地方去借錢；另一方面有可能導致非法借貸（高利貸）更加猖獗。

降低紅線與根除非法借貸

由于部分民間借貸活動存在借款手續不完善等特點，民間借貸也容易與高利貸、套路貸等混淆。但并不能一概而論，套路貸的認定前提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本質上不屬于民間借貸，一定意義上，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高低并不是非法借貸的源頭。“對于24%的利率上限，不管其高不高，套路貸都可以繞過。所以，最后管死的是本分經營的公司，更多的市場留給套路貸公司。這樣并沒有真正解決市場公平和社會穩定問題。”有行業人士坦言。

正如上文中溫州例子，更多情況下，現有的民間借貸市場中，非銀信貸模式和費率是市場化定價的結果。而少數鉆法律空子的行為應該用更細化的法律或者監管手段約束，而非一刀切。

中關村(9.440, 0.11, 1.18%)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考慮到當前經濟環境和突出問題，我國可以繼續對民間借貸利率進行適當約束。但如果運用計劃手段、法律手段，直接干預金融運行規律，強行打破“風險定價”“收益與風險匹配”等原則，可能出現如下幾類問題：

一是部分民間借貸資本因法律風險加大退出；二是由于利率受到嚴格管制，部分利率將以名目繁多的費用出現，民間借貸市場更加不規范；三是司法部門加大打擊力度，大量民間借貸行為轉向地下，民間借貸陽光化停滯；四是部分債務人或將逃廢存量借貸的本金和利息，存量業務風險大大增加，影響正常的金融秩序；五是由于實踐中部分法院以民間借貸利率約束金融機構，過低的利率上限將使信用卡等金融業務受到沖擊。

行業內擔憂的是，雖然個案中民間借貸利率在短期內或將下降，但長期看非法借貸可能有抬頭之勢。

從金融消費者的角度而言，若正規機構因商業可持續問題被擠出，將部分消費者推向危險更大的非法借貸市場，不利于消費者保護。陳文表示，目前一些銀行的信用卡、消費金融公司的利率都超過了15%利率限制，更何況是民間借貸。如果將民間借貸利率控制在15%以內，民間借貸市場可能就不復存在，反而會倒逼那些根本不指望尋求司法支持的、具有破壞性的民間借貸暗中發展起來。

專家建議綜合考量

對于最后規則的制定，有從業人士表示，希望在最終制定的環節，可以借鑒市場化原則，給予適度引導，尊重市場規律，促進融資成本循序漸進的下降，保護借款人的同時，也關注供給側的可持續性。另外，充分吸收金融監管及金融行業的意見，以及成熟市場的經驗。

其中，對于綜合成本的考慮也是規則制定過程中需要重點考慮的部分。陳文建議，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所依據的基準貸款利率應符合市場整體情況，倍數也應具有靈活性。不過，從司法角度看，利率的靈活性與法律規則的相對穩定，有時不能同時兼顧。

目前國際上對民間借貸的研究實踐也具有參考意義。美國35個州的法定利率上限設定在36%，法國設定在33%，日本的上限是20%。而未劃定統一標準的國家，采用判例法。采用利率上限管制的國家并非簡單使用一個絕對上限，而是基于借貸金額、期限、類型、借款主體與行業類型等設定差異化上限。設定利率上限的目的在于：一是保護金融消費者；二是降低市場實際利率。

民間借貸利率管控需要綜合解決方案，尚有概念需厘清。例如，為放貸機構引流的助貸機構，是否屬于民間借貸的范疇？有市場人士認為，金融科技公司、保險公司、融擔公司等服務方，其本身并不放貸，不應該算在民間借貸的范疇內。

如果助貸不算民間借貸，有小貸公司人士建議，應將各項收費按照相應的法律法規管理。如金融機構放貸利率按照金融機構的利率規范處理；但是服務費中介費，根據合同法和民法典，都沒有設置上限。

因此，該小貸公司人士建議“分類處置”。具體來說，就是分經營性借貸和消費性借貸，分短期借貸和長期借貸，根據放貸目的、期限、金額等不同，設置一個比較科學合理的利率司法保護區間。

董希淼表示，我國民間借貸市場一些問題的確較為突出：一是借貸成本不透明，以“砍頭息”為代表，部分借貸平臺在利息之外收取過高的違約金、服務費、保險費等費用；二是催收行為不規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暴力催收問題，同時也存在群體性逃廢債問題。“相較于利率問題，這些問題更具緊迫性，亟待司法部門采取司法手段加以解決。在這個過程中，要進一步推動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既要保護借款者的合法權益，也要保護民間資本和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兩個方面都不能偏廢。同時，還要加強對民間資本引導，大幅度放寬民間資本準入，推動民間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董希淼建議。（胡艷明/文）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