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來源：Robert W Ressler, Pamela Paxton, Kristopher Velasco, Lilla Pivnick, Inbar Weiss, Johannes C Eichstaedt, Nonprofits: A Public Policy Tool for the Promotion of Community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1, Issue 4, October 2021, Pages 822–838,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ab010）.
背景與問題
盡管許多國家將關注生活質量作為國家義務，將促進社會的普遍福祉和其他社會權利作為政府的明確職責(Marwell and Calabrese 2015)。但通常其他指標也被用來衡量社會的增長和健康，如國內生產總值。然而最近，許多政府機構和行政人員正在推動將主觀幸福感作為執政決策的首要考慮因素(Dolan and White 2007)。在更大的社區層面上，更大的主觀幸福感也與公民對民主實踐的參與和對制度的信任增加相關聯——這反過來有助于加強國家(Hudson 2006)。一個關鍵問題仍然存在:社區生活的哪些要素可以服從于促進社區成員主觀福祉的政策？
非營利組織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主要是為了改善生活質量，或者防止生活質量下降。(Ott和Dicke 2012，xv)由于非營利組織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聯系可能是相互依賴的(隨著非營利組織增加主觀幸福感和社區成員的幸福感積極影響非營利組織的形成和持續時間)，需要使用交叉滯后小組來探索非營利組織和社區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互惠關系的潛力。
非營利組織對主觀幸福感的貢獻
對于福祉的單一定義沒有共識，什么影響主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感取決于人們的個人奮斗，他們實現目標的能力，以及過去是否實現了他們的目標(Emmons1986)。因此，研究人員假設，提供“允許人們在實現目標方面取得進步的社會資源”的公共政策和政府機構應該[促進]生活滿意度和情感幸福感(Diener，Dienerand Diener，1995，851)。
非營利組織，特別是美國501c(3)系列的非營利組織，面向社會目標，通過強調社區需求而不是利潤來服務于公共利益(Barman2016 Sanger 2004)。非營利組織作為公民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通過三種機制來提高社區的主觀幸福感:提供服務、宣傳和發展社會資本。首先，非營利組織提供提高社區成員生活質量的服務(Cheng 2019;Marwell and Calabrese 2015; Mosley and Grogan 2013)。事實上，公民和政府領導人期望非營利部門提供增加社會價值的公共服務，因此給予非營利組織優惠的美國稅收地位(Frumkin2002; Hopkins 2011)。其次，非營利組織也是普通大眾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宣傳渠道(Chetkovich and Kunreuther 2006; McCarthy and Castelli 2002; Taylor 2010)。非營利組織越多的社區，以及倡導滿足社區成員未滿足需求的組織越多，就應該改善主觀幸福感，因為這種倡導積極促進積極和切實的公共政策成果，以改善身體或精神健康。最后，積極的社區生活是“由正式和非正式的聯系網絡的結構塑造的”(Bursik and Grasmick，1993，x)，非營利組織可以通過創造機會改善社會聯系和凝聚力來激發主觀幸福感。通過充當公民生活的支柱，各種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包括服務和倡導非營利組織，給人們提供了友誼、陪伴、社交和融合的機會，這可以導致社區中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的增加(Musickand Wilson 2008; Smith 1974;Tocqueville [1835, 1840] 1972)。
盡管我們理論上認為非營利組織影響主觀幸福感，但事實也可能相反(Cheng 2019)。簡而言之，主觀幸福感水平更高的社區——那些居民更積極、更投入的社區——可能更能吸引和留住非營利組織。因此，期望社區主觀幸福感和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系是互惠的是明智的。
數據和方法
主觀幸福感研究者們從2009年至2010年間以及2012年至2013年間的所有tweets中抽取10%的樣本，計算一個縣內反映主觀幸福感五個維度的所有tweets所占的比例(對于tweets超過5萬字的縣)。計算機掃描每條tweets，尋找與語言查詢和字數統計(LIWC)詞典相對應的關鍵詞，這些詞典提示(1)參與，(2)脫離，(3)積極情緒，(4)消極情緒，或(5)消極關系(Pennebaker, Booth, andFrancis2007)。對每個縣出現在每個詞典中的所有tweets進行合計，不包括轉發但包括回復，并將這些值除以該縣tweets的總字數，以創建五個比例作為因變量。為了將tweets映射到縣，我們使用用戶配置文件中的自報位置信息和與tweets相關聯的緯度/經度坐標。
非營利組織
美國國內稅務局（IRS）和國家慈善統計中心(NCCS)提供了關于501(c)3表中的公共慈善機構、私人基金會和其他免稅組織的數據。本文的分析只包括501(c)3的這些組織，因為這些組織通常是為公眾服務的，并與上述理論中的慈善、“公共利益”相關聯(Borisand Steuerle，2006，67；Salamon 2011)。要成為非營利組織并被列入美國國稅局商業主文件(BMF)，組織首先申請雇主識別號，然后申請豁免認可。BMF檔案是滾動提取的，包括美國國稅局對活躍組織的最新信息(美國國稅局，2014年)。NCCS根據國家豁免實體分類編碼系統對非營利組織進行分類，該系統根據目的、類型或主要功能對類似實體進行分組，如藝術和文化、教育、衛生或人類服務?？紤]到人口，為所有非營利領域構建了按其主要NTEE類別分組的人均計數。本研究排除了一些類別，因為超過五分之一的縣沒有代表性的非營利組織(高等教育、醫院、國際性、成員互惠、未知的等)，因此共分析了七類非營利組織:藝術與文化、環境與動物、教育、健康、人類服務、公共和社會利益以及宗教相關的。
控制變量
除了非營利組織之外，社區的其他方面當然會影響社區的主觀幸福感(DiMaggio 1986; Easterlin 1995; Oswald and Wu 2010))。例如，不平等降低了婦女和少數群體的主觀幸福感(Argyle1999；Nolen-Hoeksema and Rusting1999)。年齡和教育都與主觀幸福感正相關(Argyle 1999;Keyes, Shmotkin, and Ryff 2002)。由于主觀幸福感和人口特征之間的聯系，納入了2010年美國癌癥研究中心的幾個縣級對照。其中包括男性、高中畢業生、大學生和非裔美國人的比例，以及被定義為“農村”的縣的百分比、記錄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縣的基尼系數和縣內個人的年齡中位數。本研究還包括2010年ACS失業率，以解決大衰退對各縣的潛在不同影響，以及2008年縣級投票率，以解決總統選舉年不同級別的公民參與。最后，還包括了州級的固定效應來解釋州級的任何未觀察到的異質性。
分析計劃
首先，在2009年和2012年這兩個時間點，以及1330個縣，我們模擬了非營利組織和我們的主觀幸福感五個衡量標準之間的交叉滯后關系。2010年，我們的1330個縣包含了近90%的美國人口.交叉滯后面板是一種縱向設計，當假設自變量和因變量隨時間相互依賴時，模型會發生變化。這些模型可以防止不可測量的、穩定的混淆和反向因果關系的潛在偏差效應(Allison2005)。我們假設2009年人均非營利組織的數量將影響2012年的主觀幸福感.由于基于理論的假設表明了互惠效應，交叉滯后面板模型同樣評估了2009年主觀幸福感影響2012年非營利組織存在的可能性.這些模型還估計了穩定性參數:2009年人均非營利組織預測2012年人均非營利組織，2010年主觀幸福感影響2012年主觀幸福感.我們還包括全套的控制變量和狀態固定效應。我們將2012年人均非營利組織和主觀幸福感方程中的誤差關聯起來，以反映人均非營利組織和主觀幸福感之間可能存在的協變量，這是模型中的交叉滯后面板、穩定性效應或控制所無法捕捉到的。
Figure 1.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of Nonprofi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研究結果
結果表明，一個縣的人均藝術、文化和人文非營利組織的一個標準差的增加與該縣的tweets中負面情緒詞的0.16標準差的減少、脫離接觸詞的0.08標準差的減少和負面關系詞的0.16標準差的減少相關。這些結果表明，如果一個縣的人均藝術、文化和人文非營利組織增加1 SD，也就是平均每5274人增加一個非營利組織，就會減少1705個負面情緒詞和296個脫離接觸詞。在所有縣中，2012年負面情緒詞的中值為1884個，脫離詞的中值為616個.對于教育來說，人均非營利組織增加1個標準差，或每4897人增加1個教育非營利組織，將與減少1033個負面情緒詞和957個負面關系詞相關聯。
在tweets中看到的非營利組織與負面情緒、脫離接觸和負面關系詞之間的負面聯系支持了這樣一種理論，即非營利組織可能特別有效地防止負面的主觀幸福感在對不利的社會條件做出反應時發生(Salamon 1987; Smith 1974; Weisbrod 1988)。傳統的、基于調查的主觀幸福感測量與客觀幸福感測量密切相關[參見Oswald and Wu(2010)關于主觀幸福感和“補償差異”的討論]。因此，非營利組織可能會改善個人有形但往往被忽視的體驗，類似于良好的空氣質量或日照時間。
模型還表明，非營利組織提高了主觀幸福感，尤其是參與度。我們八個人均非營利組織中有七個與參與度顯著正相關?？傊Ｐ偷膬瀯荼砻髟S多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可以緩沖社會弊病。結果還表明，非營利組織可能會產生積極的主觀幸福感。
互惠關系
社區可能會根據非營利組織的主觀幸福感來吸引或排斥它們。例如，參與度較高的縣可能更有能力吸引和維持非營利組織等社區組織。另一方面，相對脫離的社區可能難以維持非營利組織。本研究估計的這種類型的交叉嵌板直接檢驗了這種相互關系。然而，在這里，沒有發現互惠關系的證據。總的來說，發現社區主觀幸福感并不傾向于推動非營利組織超越其他社區特征，包括以前的人均非營利組織數量。具有州固定效應的交叉滯后面板，以及其他動態模型，不包括穩定的單位特定因素，這些因素確保關聯不受文化或縣之間其他差異的影響。因此，另一種建模策略是使用靜態模型(如固定或隨機效應模型)來評估縣內隨時間的變化。這種模型假設不存在反向因果方向或x/y反饋(Zyphur2020)。本研究對縣級隨機效應的穩健性檢查返回非常相似的結果，固定效應相似但無顯著性。
討論和結論
非營利組織代表了當前和歷史上服務提供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發展共同目標和資源相互依賴，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伙伴關系已經變得類似于合作而非競爭(Gazley and Brudney，2007)。盡管并非所有非營利組織都直接依賴政府撥款或合同，但美國所有501(c)3非營利組織都受益于一種稅收結構，在這種結構中，政府放棄稅收來支持表面上提供比自身更好服務的第三部門(Reich 2011)。例如，2013年，超過140萬個非營利組織貢獻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3%，為美國經濟貢獻了近9060億美元(McKeever2015Pettijohn 2013)。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緊縮和新興慈善和非營利部門的融合導致非營利領導人在指導公共政策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布萊恩2019；Reckhow，Downey和Sapotichne 2020)。然而，盡管非營利部門的范圍很廣，但我們仍然很少了解該部門對改善個人生活的有用性，超出了個人項目的離散影響(Anheier 2014; Salamon2011;Sharkey, Torrats-Espinosa, and Takyar 2017))。本研究的縱向交叉滯后面板模型評估非營利組織的能力，非營利組織是公民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在考慮主要非營利領域的相互影響和變化的可能性的同時，提高主觀幸福感。發現非營利組織越多的地區，其社區中的負面社交表達越少，或者說“緩沖”，而積極參與的表達越多。這些發現支持了這樣的假設，即非營利組織塑造了個人在社區中的互動方式，彌合了社會分歧，并有助于減輕孤立感或社會疏離感。例如，換算成實際數字，每9542人中增加一個健康非營利組織，就會減少1521個負面情緒詞。非營利組織提供的服務有助于防止人們感到“懶惰”、“瘋狂”或“孤獨”，并幫助他們感到更“有活力”和“清醒”。
有一些證據表明，特定類型的服務和活動可能與社區主觀幸福感有更強的聯系。在主觀幸福感的所有衡量標準中，往往具有最大標準化效應的組織；藝術、文化和人文；保??；教育和人類服務，主要涉及提供文化或直接服務。但是，活動本身并不能捕捉到非營利組織的全部多樣性，即使是在領域內，非營利組織在領域內所做的事情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展這些發現，例如通過根據非營利組織的組織身份或他們提供的特定程序重新分類。
研究表明，很少有證據表明社區內現有的主觀幸福感水平會影響人均非營利組織數量，但作為控制因素包括的其他社區特征可能會影響非營利組織公民基礎設施在促進主觀幸福感方面的有效性。例如，探索性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更多的農村地區，非營利組織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可能更大。由于本研究確定了主觀幸福感和公民基礎設施之間存在關聯，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有意義的社區特征(如縣的鄉村性、地方政府的規?；蚱渌鄻有詠碓?來理論化和檢驗這種關系的調節者。當考慮到非營利組織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因領域而異的證據時，從理論上解釋這些機制變化的潛力是巨大的。
結論
當與其他社會科學數據結合時，社交媒體數據的效用尤其明顯。這項研究將Twitter數據與來自美國人口普查的傳統社區級測量和來自美國國稅局/NCCS的行政數據相結合。使用社交媒體的研究通常將分析局限在社交媒體領域。通過將社交媒體鏈接回傳統的“離線”數據集，分析展示了如何部署這些數據來提供新的見解。
盡管如此，局限性依然存在。雖然交叉嵌板設計說明了相互關系，并指明了影響方向，但它在證明因果關系方面仍然有限。鼓勵利用更復雜的縱向或實驗方法來理解我們在此呈現的關聯。另一個潛在的限制是Twitter用戶的非代表性以及數據是如何聚集的。但對樣本偏差的測試表明，盡管Twitter用戶不代表社區，但他們的總體主觀幸福感可能是。另一個問題需要承認一個社區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使用Twitter或其他社交媒體平臺。因此，將一個縣的tweets比例匯總起來，就有可能對tweets率高得不成比例的用戶產生過度影響。
出于這些原因，分析表明，非營利部門也是公共投資的有用部門，因為在一個關注政府促進福祉的時代，這種投資應該回報對社區主觀福祉的改善。政策制定者有幾個杠桿來回報這種改善。非營利組織通過項目服務收入(例如，博物館門票、學費)、政府撥款和捐款，每一項都要服從投資或監管。政策制定者的關注既可以鼓勵現有非營利組織擴大或擴大他們的規劃，也可以促進新非營利組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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